必须指出的是，该条在形式上所要规范的似乎正是危害结果，但其实不然，其所关注的乃是当事人主动消除的主观意识，而非危害结果。

[23]（4）张文诉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就农村承包户案例而言，农业部门或乡镇政府要求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人统一种植某种农作物，是基于其对将来收获事实、取得土地经营权人获得收益的预测，至于该取得土地经营权的人是否与原土地承包户解除土地流转协议，是否因其要求统一种植某种农作物导致该土地流转协议解除，进而影响到原土地承包人的收益，并非其考虑的事实。

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般来说，就是具有原告资格，可以以自己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没有提起诉讼，其他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8] 2.没有提起诉讼仅有描述意义。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而没有提起诉讼的第三人情况较多，其中，有的属于本来就能够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提起诉讼。（1）民事合同当事人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有利于查明事实。[2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行终字第220号行政判决书。

此种利害关系并非直接针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而言，而是因为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机关另一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将影响到作为第三人的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承担。[6]胡康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释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在1250年至1252年间，法王路易九世从御前会议（Curia regis）中正式分出高等法院，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充当全国最高上诉法院，受理大领主领土内的各种申诉。

〔[18]〕弗朗索瓦教授则进一步提出，国王看到了谏诤的好处，而谏诤的普遍特权则趁机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如果宪法审查机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且按照政治方式予以行使，那么不仅实质性的宪法审查不可能真正确立，宪法也会由于缺少一个忠实的解释者和真正的裁判者而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自然法层面。（三）巴黎高等法院及其审查权的终结 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是巴黎高等法院及其审查权盛极而衰的终点，注册和谏诤制度自1392年确立以来，在延续了整整5个世纪之后走到了历史尽头，而1803年马伯里案则确立了司法审查权，并开启了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司法审查制度。从现代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法院的审查实践与现实主义的宪法解释观高度对应，后者的核心思想是，解释产生着宪法规范，因为解释赋予一项宪法规定以含义，从而决定何种行为应当发生。

〔[40]〕 William Doyle, 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p.217. 〔[41]〕 杜苏：司法独立的黎明——法国古典司法体制诸问题研究，《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第105页。〔[35]〕法国的历代国王大多都接受法院的审查，其原因诚如勒迈尔分析的那样，精明的国王将种种限度加于自身……他们强迫自己服从某些法律，因为过度的权威最终将自取毁灭。

在税收、警察、军队等所有强化王权的因素中，只有高等法院审查这一项才能强化统治的正当性，缺少了正当性的王权仅是强力和实力而已，根本不可能持久。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相关研究在国别上集中于美国式的司法审查。〔[5]〕 如合宪性解释的方法成为近两年中极为热点的问题，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在大革命之后，西耶斯曾提出颇具专门裁判机构色彩的宪法审查会方案，〔[53]〕但宪法审查会的组织构成和基本职能同样引人担忧和敌视，因此西耶斯方案最终遭到否决。

〔[63]〕 Michel Trope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Israel Law Review, Vol.39, No.2, 2006, p.48.这一主张也可参见该作者的下列中译著作：（法）米歇尔·托贝：《法律哲学：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张平、崔文倩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然而，随着近年以来政治话语的强势回潮，〔[6]〕传统的法律性宪法审查方案与宪法学的其他领域一样，都受到政治宪法学的强烈冲击。国王在旧制度中具有双重地位，他既行使立法权等宪定权力，也是超越于宪法之上的主权者。宣告法兰西是一个由国王根据法律进行统治的君主制国家。

这种竞争关系主要源于法院自身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强烈的参政意愿。6.任何公民均有权仅在法律指派给他的自然法官[73]面前受审。

因此，构成法院的一切成员既不得就此批准此方面的任何改革，亦不得在非法院自身的任何团体担任职务，即使此类团体由同类人员或赋予同类权利之人员组成。〔[42]〕 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本身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具有随意性，如按照自身喜好对法令进行删减甚至增加其条文，对不喜欢的法令故意拖长注册时间，在谏诤书中使用各种措辞。

〔[33]〕此类描述在史学界业已多见，兹不赘言。〔[48]〕 法国宪法委员会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艰难的自我提升的过程……但是今天，人们都已经意识到宪法委员会的地位已经不再像其建立之初那样可以被忽视，参见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35]〕 Marcel Gauchet, La Révolution des Pouvoirs: La Souveraineté, Le Peuple et La Représentation 1789-1799, Paris: Gallimard, 1995, p.45.在高赛的理论体系中，这种关于国王的二元论也适用于民主制中的主权者——人民。Ⅱ.鉴于，大臣们的此类行动因此只能是旨在蒙蔽（如果可能的话），而不是求助于等级会议，那些从前使等级会议消散的手段本院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已经不再是障碍，大臣们的任务是使自身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来反对法律的权威、国王的承诺、公众的信任和关于税收的保证，无论从任何方面都可能损害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法学家》2015年第1期。〔[11]〕 我国宪法教材习惯于将宪法审查的模式列举为议会或代议机关审查模式、司法审查模式、宪法法院审查模式和专门机构审查模式等，专门机构审查模式以法国宪法委员会为代表，其政治性往往得到特别的强调。

在政府管理或公众福祉方面他们没有什么好主意。〔[8]〕 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511页。

〔[33]〕 陈颐：《立法主权与近代国家的建构：以近代早期法国法律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可见，所谓宪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在表面上是审查权与主权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但二者实际上也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伴生关系，主权通过接受审查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而这必须以审查与政治保持距离为前提，因此，自我节制对于主权和审查权而言都构成必不可少的美德。

〔[21]〕这种看法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任何法律权力包括注册和谏诤，在其行使的背后都可能存在政治动机，但这并不否定其法律属性。See Jane Marie Bancroft, supra note 15, at 45. 〔[46]〕 François Luchaire,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tome 1, Organisation et attributions, Paris: Economica, 1997, p.5. 〔[47]〕 施瓦茨教授如此描述早期最高法院的软弱：一个陌生人，在国会大厦黑暗的通道上转上一个星期，恐怕也无法找到这个管理着美利坚合众国司法机构的偏僻角落。

一方面，高等法院不仅强化了王权，而且通过审查增强了王权和君主制的正当性，这可以解释高等法院的兴起。〔[2]〕 如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法学》1998年第4期。〔[54]〕 Louis Favoreu, Patrick Gaïa, Richard Ghevontian, Jean-Louis Mestre, Otto Pfersmann, André Roux et Guy Scoffoni, Droit constitutionnel, Paris: Dalloz, 1999, p.273. 〔[55]〕 Dominique Rousseau, Droit du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Paris: Montchrestien, 2006, p.67. 〔[56]〕 关于此项改革的内容和背景，可参见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国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述评，《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5页。正因为具有政治机关的性质，高等法院不仅始终未能与政治划清界限，反而屡次构成跌宕起伏的政治过程的首要当事方。

若欲准确理解注册和谏诤的性质，还必须厘清其与王权的关系。摘要:  当下的宪法审查发生学较为偏颇，仅以司法审查制为素材，因此无力批判政治性宪法审查及其误区。

直到1971年结社自由案，宪法委员会开始转向解释基本权利条款，逐渐使自己成为一个法律性机关，从而不断开辟了审查的权威结构，正是在此意义上，卢梭教授称该案为实现了真正的政治革命的伟大判决。从历史上看，国王法令一旦得到高等法院的审核和公布，法国人会立即心甘情愿地服从于它们，高等法院就像是君主的命令与人民的服从之间的纽带。

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二，如果原告有此权利并且受到侵害，应否为其提供救济。

向来研究高等法院者，均以巴黎高等法院为圭臬。另一方面，证成国民主权的高等法院，却被高举启蒙大旗、缔造国民主权的革命者所永久废止。巴黎高等法院最终在判决中宣告自身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遭解散，易言之，审查机制是基本法中最为根本的内容，国王即使以主权者身份出现也不能触碰它。他们感觉需要有一个易于查阅文件资料的文件档案保管室。

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宪法实施呈现出政治化实施有余而法律化实施不足的特征，由于受政治化思维的影响，宪法的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角色错位，许多应当通过法律机制解决的宪法问题被过度政治化，从而压缩了法律化实施的空间，〔[71]〕政治性思路岂不既将宪法审查的建构引向雷区，又与当下中国的现实需求背道而驰？ 附录 巴黎高等法院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判决* 法院经所有各庭和各位同辈贵族开庭，从公共证明书和众所周知的情势那里得知了威胁国民和司法机构的有害举动。5.法院有权在各自省份范围内认定国王之意愿，并只有在其符合本省的宪制性法律（lois constitutives）及国家之基本法（lois fondamentales）时方下令予以注册。

其次，前者在论证宪法审查时表现出浓厚的近代启蒙色彩，在宣告基本法时历数法治、人权和司法独立等近代启蒙观念并将之作为审查依据，〔[32]〕而后者则偏向法律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援引既存判例和法条，尤其是（成文）宪法中关于联邦最高法院初审管辖权的内容，作为判决推理的必要素材。6.任何公民均有权仅在法律指派给他的自然法官面前受审。

（二）政治性审查机关向法律性审查机关过渡 历史已经证明，巴黎高等法院那样的政治性机关不适合承担宪法审查职能。一方面，相关研究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致力于为完善本国宪法审查寻找制度借鉴，因此极为偏重现行体制及其运作，忽视宪法审查的发生学。